这男人名叫阿道夫·贝克，女人叫奥古莉娅·麦松尼叶。她指控：一天，她去看花展，贝克叫了她一声，并问她是否就是艾维顿夫人。听对方回答说不是之后，他连声道歉，说这花展不值得一看，他本人对花有所了解，因为在他庄园里工作的花匠就不下6名。
奥吉莉娅·麦松尼叶说，她是个花迷，家里养有不少菊花。贝克当即问她，能否让他看看她养的花。当下两人说好了，次日在她家见面。次日，贝克准时来到她家，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索尔兹伯里勋爵，顺便提到似地说，他有18万英镑的收入，并邀请她和他一起乘他的快艇到里韦拉去逛一趟。为此，她必须置办一些比较优雅的服装。奥吉莉娅同意了。接着，他板着指头，说了一串她必须置备什么服装，并写了一份必备服装的清单，还以麦松尼叶的名义开了一张40英镑的支票，用以购买这些服装。后来，他叫她把手錶和戒指交给他，说要拿去照原物大小另买较贵重的手錶和戒指。贝克走后一个半小时，这位女教师发现，自己另一块手錶也不见了，这才起了疑心。于是，她跑到银行去，想要回支票上的钱，可是，银行里却没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户头。她情知上当，于是，竭力想找到索尔兹伯里勋爵，她终于找到了他。她声称，她可以发誓，阿道夫·贝克就是那个自称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人。
随后查明，类似的报案者有22名单身妇女。都说有个白发男人，对她们搞诈骗，诈骗手法和索尔兹伯里勋爵一样。
临时从街上请来了15～20个男人，让这些人和贝克站在一起，然后让她们去认。她们的眼光立即盯在这个长着白发、留着小鬍子的人的身上，异口同声地说，贝克就是那个骗了她们的人。
贝克赌咒发誓，说他生来从未见过这些女士中的任何一位。他在挪威办有一个铜矿，收入可观，无需去干这种诈骗和偷盗的勾当。贝克的秘书力言，说贝克确实拥有一个铜矿常警方查明，贝克在“科文特园”饭店欠有600英镑的帐，并且借了秘书的钱也还没还，他对女色也不大挑剔。这些情况都证明他有问题，但他一再发誓说自己清白无辜。
12月18日，即贝克事发的第二天，苏格兰场收到一封匿名信，说1877年，就判过一个叫约翰·史密斯的人5年监禁，此人和贝克一样，犯的是诈骗女人的罪。聘请女人到他家当女管家，开假支票，然后藉故将其珠宝骗走。1877年4月20日，被骗妇女路易莎·霍华德认出了他，于是，他被判5年监禁。4年以后，他被释放，从此就失踪了。匿名信的作者认为，贝克很可能就是那个史密斯。让1877年侦查和逮捕史密斯的两名警察辨认，他们也认为，贝克和史密斯长得完全一样，是同一个人。巡官拉德斯顿也是自1877年起就没有见过史密斯，但他的证言也和他的两个同事一致。贝克脸都气白了，他举起双手绝望地叫喊，说1876——1877年他根本就不在英国。他可从南美召来公正的证人，证明他当时在南美做事。他还说，这些女人全认错了，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史密斯为何许人，他从未听说这个人，也从未在英国坐过那怕一天牢。
这里，如果思维严密的话，只要实地调查一番，查清他当时确实在南美，就可以否定贝克的作案，推理如下：如果贝克当时确实在南美，那么，1877年发生的诈骗妇女案就不可能是贝克干的;贝克当时一直在南美;所以，该诈骗妇女案不可能是贝克干的。
不幸的是，当时的办案人员没有这样思索过，也没有实地进行调查，这就造成了贝克错案的必然性。
笔迹专家古林也将1894——1895年骗子给那些受害女子开衣物清单的笔迹同1877年史密斯所开衣物清单的笔迹、以及阿道夫·贝克的笔迹作了比对，他得出的结论是：1877年那个骗子的笔迹与1894——1895年这个骗子的笔迹相同，贝克的笔迹有某些不同的持征，但这些清单均出自贝克之手，只不过这次写清单时是用变形笔法写成的。
这里，已发现了某些不同的特徵，本来可以抓住这个现象作进一步的研究，可惜的是，笔迹专家却先入为主，得出了笔迹相同，只不过这次是用变形笔法写成的这样一个结论。
它的依据，显然是下述推理：
如果贝克的笔迹有某些不同的特徵，那说明贝克这次是用变形手法写成的;贝克的笔迹与骗子的笔迹有某些不同的特徵;所以，贝克这次是用变形手法写成的。
这个推理的错误是大前提不真实，前后件之间缺乏必然联繫。笔迹有某些不同的特徵，可能是由于贝克这次是用变形手法写的，也可能是它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写的。
受害者和两名警察的辨认是那样肯定，以至检查官西蒙斯在准备提出控告时，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再把贝克的外貌同有关史密斯的身份的档案作一番比对。这就又一次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因为即便辨认十分肯定，也不能保证不出错误。人的感官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
瓦尔多克巡官曾提醒西蒙斯说，据他所知，在史密斯档案中有“深棕色眼睛”的记录，而贝克的眼睛是天蓝色的，但西蒙斯并未予以理睬。在他看来，当面辨认比档案记录更可靠，档案记录往往是极马虎草率的。当瓦尔多克坚持自己的意见时，他被从贝克案的侦查工作中撤了出来，换了巡官弗雷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