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加百列说。


    “啊，对，皮尔少主。他和你一样。天生的间谍，那个孩子。那时候我来找你拿寄存的那幅画，他让我毛骨悚然。”伊舍伍德想了一下，说，“韦切利奥[1]的画，对吧?”


    加百列点点头，说：“《牧羊人的崇拜》。”


    “画得太漂亮了，”伊舍伍德两眼闪闪发亮，“当时，我的生意命悬一线。那幅韦切利奥是能让我再多熬几年的起死回生的药。你本该把它修好的，可你突然人间蒸发了，是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伊舍伍德皱起眉头，“我是个笨蛋，竟然和你，和你在特拉维夫的那些朋友站在一边。你们利用我这样的人，等用完了，就把我们扔出去餵狼。”


    伊舍伍德把手贴在黑乎乎的铝茶壶上取暖。他拥有的典型的英格兰姓氏和口音掩盖不了他并不是英国人的事实，至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他拥有英国国籍和护照，这没错，但他生于德国，长于法国，信奉的又是犹太教。只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知道伊舍伍德是在1942年以难民儿童的身份，在两名巴斯克牧羊人的带领下穿越冰天雪地的庇里牛斯山之后，踉踉跄跄地逃入伦敦的。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着名的巴黎画商撒母耳·伊沙克维兹与他的母亲一起，死于西伯利亚死亡集中营。尽管伊舍伍德十分小心地守护他过去的秘密，但他从纳粹控制下的欧洲成功逃脱的戏剧般的历史还是传到了以色列传奇间谍首脑阿里·沙姆龙的耳朵里。于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巴勒斯坦人在欧洲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时，沙姆龙招募伊舍伍德担任“塞恩”，即志愿者。伊舍伍德仅需要完成一项任务——帮助一位名叫加百列·艾隆的年轻杀手以艺术品修复师的掩护身份执行任务。


    “你什么时候和他联繫过?”加百列问。


    “沙姆龙?”伊舍伍德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几个星期之前，我在巴黎碰到了他。”


    加百列的表情表明他完全不相信伊舍伍德的说法。没人能撞见阿里·沙姆龙。那些确实撞见了他的人很少能活着回忆那段经历。


    “巴黎哪里?”


    “我们在里兹酒店他的套房里吃了顿晚饭，就我们两个。”


    “真浪漫。”


    “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说就我们两个。他的保镖也在。可怜的沙姆龙，他都和犹大山脉差不多老了，他的敌人却还在锲而不捨地追踪他。”


    “这一点早该料到了，朱利安。”


    “我想是吧。”伊舍伍德看着加百列，苦笑起来，“他和驴一样犟，却又很有人格魅力。我既为他还在世上感到高兴，又害怕看到他死去的那天。他死了，以色列会变，扫罗王大道也将和现在不一样。”


    扫罗王大道是以色列国外情报机构所在地。那个机构的名字很长，但与其真实工作性质毫不相干，只是为了故意误导众人。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向称它为“组织”。


    “沙姆龙不会死，朱利安。沙姆龙是不朽之躯。”


    “我不敢肯定，兄弟。我觉得他的状态看上去不怎么好。”


    加百列抿了一小口茶。从沙姆龙开展最后一次局长视察工作至今，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然而，直至现在，他还不断地干预组织事务，好像组织是他的私人领地一样。组织各个阶层都有沙姆龙一手招募、调教出来的警员。他们的行事准则、工作语言全部由沙姆龙一手制定。沙姆龙现在虽然没有正式职位和头衔，但他仍是那只引导以色列安全政策的看不见的手。在以色列安全部门内部，大家都称他为“密穆尼”，意思是掌权之人。多少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投身于一项任务——说服加百列，他眼里那个任性的“儿子”，坐上他应该坐上的扫罗王大道局长的位置。加百列不断地拒绝他，终于，在上一次任务完成之后，沙姆龙答应让他离开那个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你为什么来这里，朱利安?我们有过约定，等我想工作了，我会主动联繫你，而不是你来找我。”


    伊舍伍德身子往前凑了凑，一只手搭在加百列的肩膀上。“沙姆龙把俄罗斯的事告诉我了，”他轻声说，“我知道我不是专家，但我觉得即便是你，也很难抹除那样一段记忆。”


    加百列看见一群海鸥像风筝一样在蜥蜴角上空随风飘动。然而，他的思绪飘到了莫斯科东部的一片桦树林里。他挨着基娅拉，站在一座刚刚挖好的坟墓边缘。他两手被捆在身后，眼睛死死地盯住一把大口径手枪的枪管。拿枪的人是伊凡·哈尔科夫，俄罗斯寡头、国际金融家、武器走私商、杀人犯伊凡·哈尔科夫。好好看看你妻子是怎么死的吧，艾隆。[2]加百列眨了眨眼，眼前的景象消失了。


    “沙姆龙跟你说了多少?”


    “足够让我明白，你和基娅拉有一万个理由躲在那间屋子里再也不出来。”伊舍伍德沉默了一会儿，“她从翁布里亚那条路上被劫走的时候真的怀着孩子吗?”


    加百列闭上眼睛，点了点头。“伊凡派来的绑匪把她从义大利运往俄罗斯的途中，给她注射了几支镇静剂。她被关起来之后便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