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冬，因为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晋国联盟隐隐又压过楚国联盟一头；而为显示这次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于是晋景公便向各诸侯盟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都赶到卫国的虫牢（河南新乡封丘县北）来，举行新的会盟仪式。


    当时，接到晋景公通知的晋国盟友们——郑悼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杞桓公、以及邾国国君邾子，都按时赶到了虫牢会盟地，与先期到达的盟主晋景公进行会面，并重申了之前的盟誓。


    ‘虫牢之盟’圆满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晋景公想要再次与盟友们进行商议，以确定下一次举行会面和结盟的时间及地点，顺便重申‘虫牢之盟’的盟友友谊。


    不凑巧的是，当时宋国国君宋共公因为国内实在是有事（宋国这时候爆发了‘子灵之乱’），不想再在外面耽搁事情，于是便派宋国大司寇向为人为代表，代替自己参拜晋景公，然后委婉地向晋景公表示了宋共公心里的意思——宋国国内刚刚发生了“子灵之乱”，商丘的形势也许会有变化，自己身为国君，必须要马上回国去处理军政事务；所以盟主（晋景公）下一次要召开的诸侯会盟，寡人就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了；但请盟主您放心，宋国还是要参加会盟的，将以宋国正卿为代表，准时出席下一次诸侯盟会。


    虽然宋共公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这种‘不识趣、不捧场、不给面子’的行为，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景公很是不满；可当时诸侯会盟才刚刚结束，晋景公不好马上就出手去教训宋共公；所以，晋景公思虑再三后，还是勉强忍下了这口气，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就在‘虫牢之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缓过劲来的晋景公就开始对宋国进行秋后算账了——他以‘立场不坚、意欲背盟’为理由，并联合了卫、郑两个盟友，以及伊洛戎族的军队，会合晋军一起出兵去攻打宋国；晋景公就是以此来惩罚宋共公的‘不识相、堕霸主颜面’之过。


    但此次出兵伐宋之役，晋国并没有让执政卿士们出征，而只是派出了大夫伯宗和夏阳说两人领兵；另外，还有盟友卫国大夫孙良夫、宁相所率的卫军，以及盟友郑国军队、伊洛戎、陆浑戎、蛮氏的军队，合兵一起入侵宋国。


    当联军进入宋国境内后，就驻扎在鍼地，并没有及时攻打宋都商丘；而宋国人对晋国联军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少的惊慌恐惧，国都商丘的防守也不甚严（其实宋人早就知道，这次晋国发兵来攻，是晋景公本人在发泄对宋国君臣的怒气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和宋国大打出手）。


    晋景公确实只是想以此来警告一下宋国而已，并没有真的和宋国开打、就此断盟决裂的想法，也更没有去袭击其他盟友的举动；因此，这一次的伐宋之役，晋国联军只是以威胁为主、而以攻伐为辅；双方象征性地在宋国境内比划交战了几下，领军的伯宗也就顺势从宋国撤兵了。


    但就在撤军回国的途中，领兵伐宋的晋军副将夏阳说不知何故，居然傻乎乎地一定要袭击盟友卫国的国都，以图建立军功（脑袋被驴踢了么）——他在路过卫国境内时，突然对主将伯宗建议说：


    “虽然我们攻击楚丘（卫都）不一定能顺利进入城池，但总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回去；这样，即使国君以我们对宋作战没有取胜而怪罪下来，我们也不至于犯死罪。”


    身为晋景公的心腹亲信，伯宗自然不是夏阳说这种头脑稀里糊涂、搞不清国君真实用意的傻瓜能相比的；而面对夏阳说的‘与卫国开战’这种昏了头的请求，伯宗更是立即加以否决，并进一步驳斥他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卫国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又对晋国信任无比；这次伐宋归来，他们的军队之所以驻扎在郊外、而不是入城严加防守，就是对我们表示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如果你行此不义之举，突然袭击他们的话，那你这就是丢弃了我们晋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用；虽然你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但晋国都因此在盟友中没有信义了，那你做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国君今后还能用什么名义去获得诸侯们的拥戴呢？”


    于是，伯宗马上取消了夏阳说的统兵权，然后带领晋军加速离开了卫国、返回了国内；事后，得知伯宗制止了夏阳说的作死攻卫行为、为晋国和自己维护了道义、信用之后，晋景公更加对伯宗礼敬有加，视其为晋国的“良臣贤士”，愈发加以重用。


    因为有国君的倚重和信任，且对国事的参与也多有功勋，因此晋国的很多卿士大夫们都对伯宗刻意接近、奉承，搞好关系；长此以往之下，即使贤德、明礼如伯宗这样的人，在听多了、见多了别人的奉承话、吹捧事后，不免也沾沾自喜、虚荣自负起来；而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伯宗也逐渐有了一些直言强辩、盛气凌人的态度了。


    伯宗的夫人见丈夫倚仗着国君的信任和一些‘微末之功’，逐渐开始有‘飘然、膨胀’态度了，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到一些嫉妒他的人的报复陷害，于是便经常地劝告他，还举例说：


    “盗贼憎恨屋子的主人，百姓讨厌管理他们的上位者；朝野内外，有喜欢好人的人，更有憎恨妒忌好人的人；你喜欢直言批评别人，必定会得罪那些阴暗好妒的坏人，长此以往，恐怕灾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


    伯宗夫人说这话的意思，是让伯宗不要务虚名而取实祸，应该继续低调、谦虚的做人。但此时的伯宗，已经习惯了在朝堂上被人众星捧月、交口称赞的日子，也享受着自己侃侃而谈，让国君叹服、诸卿士大夫敬仰的感觉；因此，他根本听不进夫人的逆耳忠言，依旧我行我素，直来直往，在朝堂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


    伯宗这个态度，让其他的卿士大夫们越来越忌惮、提防他，其中尤以郤氏家族为甚；这个时候，郤至、郤犨还没有入卿位，郤錡也刚刚晋升为上军佐，郤氏的势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对伯宗暂时还没什么办法；但忌恨的种子已经栽下，就看什么时候发芽了。


    某一天，伯宗上朝完毕后返回家中，犹自满面春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他的夫人看见了他这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后，很是不解，于是问他说：


    “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宗则笑呵呵地回答夫人说：


    “我今天在朝堂上的精妙发言，得到了国君和大夫们的一致赞誉夸奖，大夫们还夸我知识渊博，就像先大夫阳子一样（伯宗口中的‘阳子’，即晋文公时代的老臣，晋襄公继位后的太傅——阳处父）。”


    伯宗本以为这么说，夫人也会像朝堂上的大夫们一样，夸奖他有才华、有见识；可伯宗夫人听完丈夫的回答后，却一反常态地担忧起来，告诫丈夫说：


    “颗粒饱满的谷子，外表不会很漂亮；至真至理的名言，也不必过多的言辞来修饰；阳子（阳处父）当年就是言语华丽而实干不足，谋略也差强人意，后来因此遭遇了杀身之祸；说你像他，不是在讽刺嘲笑你么？这还有什么高兴的！”


    听见夫人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伯宗到底是聪明睿智的高才之人，也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自己平日里自负惯了，也许确有忽视、慢待同僚，抢他们风头的时候，因此也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人；于是，伯宗便对夫人说：


    “那这样吧，过几天我请诸位大夫们到我们家来饮宴聚会，你到时候就偷偷躲在后堂，听一听我们的谈话，看我和大夫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


    伯宗夫人便答应了。


    伯宗此举，是考虑到参加饮宴时的人，因为气氛轻松、心情舒畅，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是一定会显露平常时多少有些隐藏的真性情的，言谈举止间也会暴露自己的秉性（这种事情，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现在，也是一样一样的）。


    而伯宗要请同僚们饮酒，并让夫人在后堂偷听，就是要趁机来了解同僚们的真实性格，以及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得不说，伯宗作为晋国少有的睿智贤明之人，其思想和手段还是非常高明的。


    几天之后，伯宗果然邀请了诸多卿士大夫们到自己的私宅中饮酒、聚会，高谈阔论，发表对晋国朝堂上军政要务的己见，以及对内外局势的看法和建议；大家高谈阔论了许久，才结束了这次宴会（至于这里面有没有郤氏成员，史书上没说，估计也没有）。


    等卿士大夫们全都走了之后，在后堂中全程聆听了伯宗和同僚们在宴会上的言谈举止过程的伯宗夫人才走了出来，并向丈夫提出了自己对他同僚们的看法：


    “刚才的宴会上，您和大夫们之间的交谈我都听见了；通过你们彼此之间的谈话和议论，我觉得大夫们的才干和能力确实是不如您的；但现在晋国的内部，普通国人们不敬重爱戴居上位的贵族大夫们已经很久了，一旦国家有什么变故的话，为了转移上下之间的矛盾，有些嫉妒您才华和得宠程度的小人，就会故意把针对的矛头指向您，让灾难降临到您的头上。


    之前，我曾多次劝您要谨慎谦虚，避免树敌、得罪人过多，但您就是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也不勉强您了；如今国家有动荡不安的潜在隐患，极大的危机即将到来，我们家没有足以避祸的财富和人脉，您现在一定要预先准备，多多结交一些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贤良之士，将来即使有什么难以预测之事，也好凭借他们的帮助来让我们的儿子躲避灾祸（这里伯宗夫人所说的‘伯宗与她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楚国太宰、在鄢陵之战中为楚共王顾问的楚重臣‘伯州犁’。）


    伯宗觉得夫人的话没错，于是接受了她的劝解，此后也处处留心，有意识地与朝堂上的品行贤良高尚的同僚搞好关系；其中，伯宗与大夫毕羊的关系最好，关系犹为密切。


    另外，伯宗也一直都和栾氏别支成员栾弗忌往来密切，互通有无；两人的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互为倚助，关系更是紧密。


    但除了毕羊和栾弗忌外，就没听说伯宗在朝堂上还有其他好友了，郤氏成员那就更谈不上了。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一直重用、信任、倚仗伯宗的才华和智慧，为自己出谋划策、为国家排忧解难的晋国国君、诸侯霸主晋景公，突然之间得了重病，无法继续处理国政，因此命晋太子州蒲代为执掌晋国朝堂，同时让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辅佐太子治理国事，共同维护晋国霸业的稳固。


    六月，被焦虑和恐惧的心情折磨了大半年之久的晋景公，再也支撑不住，在身心皆损的情况下，病逝于国都新田，临死之前也没能吃上这一年新收的麦饭（有关晋景公之死，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因为与目前要讲述的历史无关，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了，一笔带过；下一次再说那个‘陷而卒’的故事）。


    晋景公薨逝之后，晋太子州蒲在执政卿士之首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尊奉之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晋景公去世了，晋厉公也成为了新的晋侯，那么伯宗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冬，因为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晋国联盟隐隐又压过楚国联盟一头；而为显示这次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于是晋景公便向各诸侯盟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都赶到卫国的虫牢（河南新乡封丘县北）来，举行新的会盟仪式。


    当时，接到晋景公通知的晋国盟友们——郑悼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杞桓公、以及邾国国君邾子，都按时赶到了虫牢会盟地，与先期到达的盟主晋景公进行会面，并重申了之前的盟誓。


    ‘虫牢之盟’圆满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晋景公想要再次与盟友们进行商议，以确定下一次举行会面和结盟的时间及地点，顺便重申‘虫牢之盟’的盟友友谊。


    不凑巧的是，当时宋国国君宋共公因为国内实在是有事（宋国这时候爆发了‘子灵之乱’），不想再在外面耽搁事情，于是便派宋国大司寇向为人为代表，代替自己参拜晋景公，然后委婉地向晋景公表示了宋共公心里的意思——宋国国内刚刚发生了“子灵之乱”，商丘的形势也许会有变化，自己身为国君，必须要马上回国去处理军政事务；所以盟主（晋景公）下一次要召开的诸侯会盟，寡人就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了；但请盟主您放心，宋国还是要参加会盟的，将以宋国正卿为代表，准时出席下一次诸侯盟会。


    虽然宋共公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这种‘不识趣、不捧场、不给面子’的行为，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景公很是不满；可当时诸侯会盟才刚刚结束，晋景公不好马上就出手去教训宋共公；所以，晋景公思虑再三后，还是勉强忍下了这口气，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就在‘虫牢之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缓过劲来的晋景公就开始对宋国进行秋后算账了——他以‘立场不坚、意欲背盟’为理由，并联合了卫、郑两个盟友，以及伊洛戎族的军队，会合晋军一起出兵去攻打宋国；晋景公就是以此来惩罚宋共公的‘不识相、堕霸主颜面’之过。


    但此次出兵伐宋之役，晋国并没有让执政卿士们出征，而只是派出了大夫伯宗和夏阳说两人领兵；另外，还有盟友卫国大夫孙良夫、宁相所率的卫军，以及盟友郑国军队、伊洛戎、陆浑戎、蛮氏的军队，合兵一起入侵宋国。


    当联军进入宋国境内后，就驻扎在鍼地，并没有及时攻打宋都商丘；而宋国人对晋国联军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少的惊慌恐惧，国都商丘的防守也不甚严（其实宋人早就知道，这次晋国发兵来攻，是晋景公本人在发泄对宋国君臣的怒气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和宋国大打出手）。


    晋景公确实只是想以此来警告一下宋国而已，并没有真的和宋国开打、就此断盟决裂的想法，也更没有去袭击其他盟友的举动；因此，这一次的伐宋之役，晋国联军只是以威胁为主、而以攻伐为辅；双方象征性地在宋国境内比划交战了几下，领军的伯宗也就顺势从宋国撤兵了。


    但就在撤军回国的途中，领兵伐宋的晋军副将夏阳说不知何故，居然傻乎乎地一定要袭击盟友卫国的国都，以图建立军功（脑袋被驴踢了么）——他在路过卫国境内时，突然对主将伯宗建议说：


    “虽然我们攻击楚丘（卫都）不一定能顺利进入城池，但总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回去；这样，即使国君以我们对宋作战没有取胜而怪罪下来，我们也不至于犯死罪。”


    身为晋景公的心腹亲信，伯宗自然不是夏阳说这种头脑稀里糊涂、搞不清国君真实用意的傻瓜能相比的；而面对夏阳说的‘与卫国开战’这种昏了头的请求，伯宗更是立即加以否决，并进一步驳斥他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卫国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又对晋国信任无比；这次伐宋归来，他们的军队之所以驻扎在郊外、而不是入城严加防守，就是对我们表示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如果你行此不义之举，突然袭击他们的话，那你这就是丢弃了我们晋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用；虽然你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但晋国都因此在盟友中没有信义了，那你做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国君今后还能用什么名义去获得诸侯们的拥戴呢？”


    于是，伯宗马上取消了夏阳说的统兵权，然后带领晋军加速离开了卫国、返回了国内；事后，得知伯宗制止了夏阳说的作死攻卫行为、为晋国和自己维护了道义、信用之后，晋景公更加对伯宗礼敬有加，视其为晋国的“良臣贤士”，愈发加以重用。


    因为有国君的倚重和信任，且对国事的参与也多有功勋，因此晋国的很多卿士大夫们都对伯宗刻意接近、奉承，搞好关系；长此以往之下，即使贤德、明礼如伯宗这样的人，在听多了、见多了别人的奉承话、吹捧事后，不免也沾沾自喜、虚荣自负起来；而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伯宗也逐渐有了一些直言强辩、盛气凌人的态度了。


    伯宗的夫人见丈夫倚仗着国君的信任和一些‘微末之功’，逐渐开始有‘飘然、膨胀’态度了，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到一些嫉妒他的人的报复陷害，于是便经常地劝告他，还举例说：


    “盗贼憎恨屋子的主人，百姓讨厌管理他们的上位者；朝野内外，有喜欢好人的人，更有憎恨妒忌好人的人；你喜欢直言批评别人，必定会得罪那些阴暗好妒的坏人，长此以往，恐怕灾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


    伯宗夫人说这话的意思，是让伯宗不要务虚名而取实祸，应该继续低调、谦虚的做人。但此时的伯宗，已经习惯了在朝堂上被人众星捧月、交口称赞的日子，也享受着自己侃侃而谈，让国君叹服、诸卿士大夫敬仰的感觉；因此，他根本听不进夫人的逆耳忠言，依旧我行我素，直来直往，在朝堂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


    伯宗这个态度，让其他的卿士大夫们越来越忌惮、提防他，其中尤以郤氏家族为甚；这个时候，郤至、郤犨还没有入卿位，郤錡也刚刚晋升为上军佐，郤氏的势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对伯宗暂时还没什么办法；但忌恨的种子已经栽下，就看什么时候发芽了。


    某一天，伯宗上朝完毕后返回家中，犹自满面春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他的夫人看见了他这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后，很是不解，于是问他说：


    “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宗则笑呵呵地回答夫人说：


    “我今天在朝堂上的精妙发言，得到了国君和大夫们的一致赞誉夸奖，大夫们还夸我知识渊博，就像先大夫阳子一样（伯宗口中的‘阳子’，即晋文公时代的老臣，晋襄公继位后的太傅——阳处父）。”


    伯宗本以为这么说，夫人也会像朝堂上的大夫们一样，夸奖他有才华、有见识；可伯宗夫人听完丈夫的回答后，却一反常态地担忧起来，告诫丈夫说：


    “颗粒饱满的谷子，外表不会很漂亮；至真至理的名言，也不必过多的言辞来修饰；阳子（阳处父）当年就是言语华丽而实干不足，谋略也差强人意，后来因此遭遇了杀身之祸；说你像他，不是在讽刺嘲笑你么？这还有什么高兴的！”


    听见夫人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伯宗到底是聪明睿智的高才之人，也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自己平日里自负惯了，也许确有忽视、慢待同僚，抢他们风头的时候，因此也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人；于是，伯宗便对夫人说：


    “那这样吧，过几天我请诸位大夫们到我们家来饮宴聚会，你到时候就偷偷躲在后堂，听一听我们的谈话，看我和大夫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


    伯宗夫人便答应了。


    伯宗此举，是考虑到参加饮宴时的人，因为气氛轻松、心情舒畅，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是一定会显露平常时多少有些隐藏的真性情的，言谈举止间也会暴露自己的秉性（这种事情，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现在，也是一样一样的）。


    而伯宗要请同僚们饮酒，并让夫人在后堂偷听，就是要趁机来了解同僚们的真实性格，以及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得不说，伯宗作为晋国少有的睿智贤明之人，其思想和手段还是非常高明的。


    几天之后，伯宗果然邀请了诸多卿士大夫们到自己的私宅中饮酒、聚会，高谈阔论，发表对晋国朝堂上军政要务的己见，以及对内外局势的看法和建议；大家高谈阔论了许久，才结束了这次宴会（至于这里面有没有郤氏成员，史书上没说，估计也没有）。


    等卿士大夫们全都走了之后，在后堂中全程聆听了伯宗和同僚们在宴会上的言谈举止过程的伯宗夫人才走了出来，并向丈夫提出了自己对他同僚们的看法：


    “刚才的宴会上，您和大夫们之间的交谈我都听见了；通过你们彼此之间的谈话和议论，我觉得大夫们的才干和能力确实是不如您的；但现在晋国的内部，普通国人们不敬重爱戴居上位的贵族大夫们已经很久了，一旦国家有什么变故的话，为了转移上下之间的矛盾，有些嫉妒您才华和得宠程度的小人，就会故意把针对的矛头指向您，让灾难降临到您的头上。


    之前，我曾多次劝您要谨慎谦虚，避免树敌、得罪人过多，但您就是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也不勉强您了；如今国家有动荡不安的潜在隐患，极大的危机即将到来，我们家没有足以避祸的财富和人脉，您现在一定要预先准备，多多结交一些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贤良之士，将来即使有什么难以预测之事，也好凭借他们的帮助来让我们的儿子躲避灾祸（这里伯宗夫人所说的‘伯宗与她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楚国太宰、在鄢陵之战中为楚共王顾问的楚重臣‘伯州犁’。）


    伯宗觉得夫人的话没错，于是接受了她的劝解，此后也处处留心，有意识地与朝堂上的品行贤良高尚的同僚搞好关系；其中，伯宗与大夫毕羊的关系最好，关系犹为密切。


    另外，伯宗也一直都和栾氏别支成员栾弗忌往来密切，互通有无；两人的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互为倚助，关系更是紧密。


    但除了毕羊和栾弗忌外，就没听说伯宗在朝堂上还有其他好友了，郤氏成员那就更谈不上了。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一直重用、信任、倚仗伯宗的才华和智慧，为自己出谋划策、为国家排忧解难的晋国国君、诸侯霸主晋景公，突然之间得了重病，无法继续处理国政，因此命晋太子州蒲代为执掌晋国朝堂，同时让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辅佐太子治理国事，共同维护晋国霸业的稳固。


    六月，被焦虑和恐惧的心情折磨了大半年之久的晋景公，再也支撑不住，在身心皆损的情况下，病逝于国都新田，临死之前也没能吃上这一年新收的麦饭（有关晋景公之死，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因为与目前要讲述的历史无关，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了，一笔带过；下一次再说那个‘陷而卒’的故事）。


    晋景公薨逝之后，晋太子州蒲在执政卿士之首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尊奉之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晋景公去世了，晋厉公也成为了新的晋侯，那么伯宗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